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数百年战乱导致希腊思想、文化失传，但宪政的那些权力制衡因素仍然通过教会组织存在下来，并在中世纪教权与世俗权力的二元结构的权力缝隙中获得生存空间…… 即使在17世纪专制王权盛期，即使在当时专制体制发展程度最高的法国，权力结构中的制衡因素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至少还有三级会议的存在，三级会议代表的产生也并不受控于王权，至少比当代一些国家的代表产生更有透明性和民主性。

事实上，华盛顿在当了两届总统之后即挂冠而去，而毛泽东也在59年一届任满后没有连任。总统行政强有力是好的政府的首要特征。

满清王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政权，推翻满清皇帝的主权，同时也推翻了满清民族的主权。但共和不是改朝换代，轮流坐庄，不允许以一种民族统治代替另一种民族统治。就像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的代表也都很清楚，美国第一任总统非华盛顿将军莫属，但不能认为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的总统职位就是为华盛顿量身定做的一样。阶级共和观念对1953年《选举法》的影响，体现在城市和乡村应选代表的不同的人口比例上。按照这个步骤，刚解放的地方，先实行军事管制。

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但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据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有一亿五千万人，全国各省、市、县和一部分乡镇还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二是对参选执政官的资格有一定程度放松，尽管不成功，却已含有扩大参与的意义。

在僭主授意或支配下经常把人民集合在公共场所，汇集在他的宫门前，这样做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窥查人民言行，另一方面培植匍匐于权势者脚下的奴颜婢膝之风。梭伦立法废除德拉古法律，但保留了杀人偿命，并基于公正确立了一系列法律，对于解决社会危机和确立雅典以后的道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雅典民主并非后人的想象、附会 雅典民主政治的情况不是后人的想象或附会，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家、诗人、政治家留下的作品提供了丰富资料和证明。当他妻子的外乡人身份使他唯一一个儿子的公民权成了问题时，他不得不向公民大会提出申诉。

民主不等同于多数原则，她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据他记载，战争开始时，雅典正处于与僭主斗争时期。

雅典朝限权这个方向作了很大努力，但限权的技术手段粗疏简陋。在经历了这场考验之后，希腊进入黄金时代。在最终被定罪后，他又选择了尊重法律，当了言论自由的烈士。雅典政体和社会格局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极具现代意味。

雅典民主走向多数暴政的危险是存在的。简单化的解读是轻率的。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公民大会和法庭辩论促成了政务的彻底公开，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要对公民保密的国家机密，任何决议也不可能由少数人在诡秘状态下作出。

  二、雅典的政治结构和特征 城邦是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农村。他接下来的一番议论，与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著名演讲异曲同工。

这位开经验主义之先河的思想家对158个城邦的政治结构和历史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各种政体，找出公民可能生活得最好、政治最稳定的制度。也是一批贤哲对政治、法律、伦理等问题进行广泛探索、辩论。

在这种情况下任执政官的梭伦进行了重要的立法和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对苏格拉底之死可作如是观。诚然，立法的公正性以及平衡精神、梭伦本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格力量，是促使冲突各方接受梭伦立法和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雅典冲突各方愿意接受妥协、愿意达成均势，也非常重要。迄今为止，在宪政民主之外，还没有其他什么制度能有效应对权力侵凌权利、国家吞噬社会的危险。使人民贫穷化，整天忙于生计而无暇关心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埃及金字塔建筑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例。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间成就了传奇般的伟大。

在这里，人类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自由市民：他们在法律上平等，都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参与和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而各种节日进行的赛事、戏剧演出，对全体城邦开放。最近引人瞩目的埃及事态，除了当选者铸下大错———没有意识到无论谁选了你，自己胜出，是所有公民意志碰撞的结果，胜出了，应该做全民总统而不是为某派掌权。

宪政，通俗说来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不存在专横的、高踞于社会之上、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波斯是一个大帝国，而且国力鼎盛，相比之下，希腊本身就面积不大，还分散成许多独立城邦，各城邦采取的政体也各不相同，平时彼此间还冲突不断。

专制和谋杀罪不可赦的法律，前条为雅典政制的反专制性定下基调，后条使私人复仇得以终止于城邦的司法定罪。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借一位科林斯人之口批评僭主政治：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像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

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很粗陋的设计，不过有一个事实需要指出：在实行陶片放逐法的九十年间，只有十人被放逐，而且既不没收家产，更不要人性命。但也的确存在抑制和打击杰出者的潜在问题。陶片放逐法：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范，应该起的是安全阀的作用——保护雅典民主政治免受潜在僭主、野心家的破坏。但雅典民主的狭小范围缘于当时对人的认识局限和城邦制度下的狭隘地方观念，并非民主制度本身的狭隘。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爆发了希波战争。有公民大会、议会和行政官员。

一则关于伯里克利的轶事把这一点表现得很生动：他漫步市场思考问题，一个对他不满的市民跟在身后骂他。不过，要炮制出众多领域、众多观念、风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帮天神相助。

他不无刻薄的说：自由和宽容决定了民主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花哨管理形式，它不加区别的把平等给予一切人（指公民）。通过陶片放逐法，公民大会有权把人们认为对城邦和公民自由有危险的人逐出雅典。

当然，如果按何新最近惊世骇俗之论——古希腊是共济会的一个宣传阴谋，所有著作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一人之手——，那么，再丰富的资料也没用。不诉诸暴力而是以公正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实现和平转型，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奇迹。这场为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的立法完全不同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山大王逻辑。在宪政传统的源流上，罗马共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官员必须在成文法范围内行事，而且有对任期的严格限制、对执政官的弹劾制度。雅典城邦在这些共性之外有自身特殊性。

从伯里克利身上，已经有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家面对民众时须得有的谦卑和容忍态度。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为美国奠定建国基础的那一批人除了深受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也都深受希腊思想影响。

梭伦立法的核心是通过均衡实现公正。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两大史学家，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埃斯库洛斯、欧里披底斯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